中医是怎样炼成的！

       我出身于中医世家，自幼学医，十三岁始背诵《医学三字经》，《汤头歌》，《药性赋》，《濒湖脉诀》等医书。耳闻目睹，父辈接受西医药较早，解放前即用中西医结合。治内外妇儿之病均用中西医结合，而仍以中医药为主。既用土霉素糖粉，四环素糖粉，红霉素糖粉，阿斯匹林片，复方氨基比林针剂，青霉素针剂等西药治小儿病，又擅用《丹溪女科》，《付青主女科》中方治妇科病闻名乡里。北方人感冒，祖辈一般都用九味羌活汤以治之。父辈合用些土霉素片，注射青霉素，那时认为即是中西医结合了。治外科疮疡，父辈会用手术刀开刀，中药内服。母亲腰部长一疮则治疗二年始愈。成年后读诸医书渐多，方悟母亲病是阴疮，又叫“骨痨”气血大亏，所以愈之也慢。
        我出生不久，母亲即患病，长至八岁时，母亲二十多岁即病故，父亲说母亲死于痨病，那年是1960年，正是国家困难时期。母亲的病也受影响。后来我立志学医，母亲死于病是主因也。古人云：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父辈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医生。说自已治不好母亲的病是一大遗憾。我想自已如果能成为一个能解除病人的痛苦的医生，如果能成同一方名医，在中医学术上有所建树，乃不枉人生一世。至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，学校停课，学生开始大串连，我已15岁了，父亲则让跟他学抄方配药抓药，晚间诊余则读医书。有人说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熟读汤头三百首，不会看病也会开方”。至1968年我十八岁，即开始从一套五十年代的中医教材学起，计有内经，伤寒论，金匮要略，温病学，中医诊断学，中医针灸学，中医妇科学，中医儿科学，中医药物学，中医方剂学，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等。白天跟着抄方抓药，晚上则在灯下看书。针灸是在自已身上的足三里穴位来练习的。不明白的便可问父亲。看到祖父辈皆忙于诊务，自已在学习时感到文化水平和知识面薄弱，故而开始拼命地买书读书，除中医书外，包括文学方面的书与西医书。经常光顾书店。每到一地，先去新华书店。包括四大经典文学名著。亦喜爱杂文与小说。医书读渐多，深深知道了古人所说的“读书三年，便谓天下无病可治，治病三年，便谓天下无方可用”是指的什么。父亲的医术在当地应该是可以了，可是母亲的病还是没能治好。后来明白“骨痨”相当于西医所说的骨结核。
        18岁时，父亲不在的时候，来了病人，学着父亲与人诊断，开方用药，小病是治好了一些。有的病稍微复杂一点则不行。自认为辨证准确，然而病人服下去毫无效果。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训斥。有一感冒病人，恶寒发热，我与其开祖父辈常开的九味羌活汤一剂，满以为可一剂治愈。第二天病人来说亳无效果。父亲说：“你认为看了一点书，即可以给人看病了，能够治病救人了，早着呢。是感冒都用九味羌活汤吗？汤头歌上是怎么说的？”九味羌活用防风，细辛苍芷与川芎，黄芩生地同甘草，三阳解表宜姜葱。我背了一遍。父亲说：“对啊，三阳解表，此病是在三阳吗？明明有寒热往来，是少阳证，是小柴胡汤证，还用九味羌活汤能行吗？九味羌活汤是治外受风寒湿邪，内有热象，以风为主证的外感病的。以头痛身重为主证的。不是所有感冒都可以用的。只会比胡芦画瓢啊？不会辨证啊？看我们用九味羌活汤多次有用，那是该用的才有效，要好好地读书，认真地读，先学会认识药，如何抓药，如何配药，这也是在学医啊，当医生不识药如何能行，先从看小病开始，没有把握的病，诊断不明的病，可以问我嘛，可以让我看嘛。古人学徒，都要学三年才行的。你现在先学识药抓药配药，一边跟我学临证抄方。先学着开些西药和中成药，开中药处方再等几年，”记得有一次，我看中药该进药了，便自已列写了一张所需进药的单，当归，白芍，生地，羌活，防风，细辛，半夏等各五斤，父亲看后大为光火：“你知道哪些药用量大，该多进，哪些药用量小，该少进吗？当归五斤够用的吗，细辛五斤用得了吗？去一次城里，一次该进多的进少了能行吗，不该进多的也进哪么多能行吗？”
        父亲既是慈父，又是严师。每遇病人，先由我看舌诊脉，然后说一下病是何病，证是何证，脉是何脉，该用何法，治用何方。然后再由父亲重诊。诊后再给予讲解。时日久了，故而明白古人说“读书难，读医书尤难；读医书得真诠，则难之又难”的精义所在。方知“用药如用兵，用医如用将。世无难治之病，有不善治之医；药无难代之品，有不善代之人的道理”。对于 清代王维国《人间词话》里的治学三个境界：“昨夜西风调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；衣带渐宽终不悔；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头蓦见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更加深有感触。
        前人程钟龄在《医学心悟》一书中曰：“知其浅而不知其深，犹未知也。知其偏而不知其全，犹未知也。”陈修园曰：“伤寒愈读愈有味，经方愈用愈神奇。日间临证，晚间查书，必有所悟。”明白了在温病学研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吴鞠通，是完全靠自已的刻苦钻研而成功的。清代名医尤在泾自幼家境贫寒，但由于自已的刻苦钻研、勤奋攻读，终于在医学和文学上达到了较高的造诣。金元名家朱丹溪在功成名就的暮年，仍千里迢迢寻访葛可久，不耻下问，邀同会诊，以弥补自已针灸方面的不足。清代名医叶天士勤奋一生，拜师从学十七人，终于建立了卫气营血学说，开拓了温热病辨证论治的先河。徐灵胎费时三十年，方著《伤寒论类方》，赵学敏不惜耗时耗财，博采众多走方郎中之不传秘方而著成《串雅内外编》与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而我因时代的限制，未能进入医学高等课堂深造深以为憾事，故对诸家学说，历代名医名家著述甚感兴趣。对近代与当代名医名作尤为喜受。
        蒲辅周论医时强调：“读书时，要有自已的头脑，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，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，看丹溪则徒事养阴，看子和唯知攻下，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已用。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；子和构思奇巧，别出手眼，不过最难学。东垣何尝不用苦寒；丹溪何尝不用温补。不可人云亦云。”
蒲老又论曰：“若读东垣书，而不读河间书则治火不明；读河间书而不读丹溪书，则阴宜不明；读丹溪书而不读子和书，则不明其真阴真阳之理；不读高鼓峰书岂知攻伐太过之阴虚阳虚之弊；不读吴又可书，则不知瘟疫与伤寒之不同；不读喻嘉言书，又安知秋伤于湿之误和小儿惊风之非。”
        读岳美中论医：“仅学《伤寒》易涉于粗疏，只学温热易涉于清淡；粗疏常致于偾事，轻淡每流于敷衍。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，学时方而能务实；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，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。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，治重病大证，要注重选 用经方；治脾胃病，李东垣方较好；治温热及小病轻病，叶派时方细密可取。把这些知识用之临床，确乎有法路宽阔、进退从容 之感。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，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，即使是综合古今，参酌中外，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。但若脱离成方，又会无规矩可循，走到相对主义。”
        金子久曰：“内、难、伤寒、金匮为医学之基础，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，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最早者，然以之治内、外、妇科等病，不如后世书之详备。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，迨至明清诸名家，于温病尤多发挥。”
        周凤梧曰 ：“把金元四大家归纳为：张子和的攻破，是祛邪以安正， 李东垣的重脾胃，是扶正以祛邪。当正虚为主时，采用东垣法，邪实为主时，采用子和法，二者并不矛盾。刘河间之寒凉，是泻阳盛之火，朱丹溪之补阴，宜于治阴虚之火，两家都能治火，只是虚实有别。东垣诸方之所以补而不壅，全在于补中有行。河间之所以寒不伤中，全在于寒而不滞，使苦寒之药，只能清火，不致于留中败胃。有时也纯用守而不走的苦寒剂，如黄连解毒汤等，但究是少数。子和之主攻破，毕竟是施于经络湮淤，或肠胃瘀滞之实症，如果不实而虚，即非所宜。”